发布日期：2024-11-04 10:22 点击次数：96
扭转风气李隆基做了两个事。
一是著名的'焚珠玉锦绣’事件。
开元二年（714年）七月，“上以风俗奢糜。制：'乘舆服御、金银器玩，宜令有司销毁，以供军国之用；其珠玉、锦绣，焚于殿前；后妃以下，皆毋得服珠玉锦绣。’”
好好的金珠宝贝，一把火给烧了。
这是在作秀。
一般老百姓有钱，还想穿点好的用点好的，皇上家用点奢侈品，怎么啦？
物质享受是人性，人性某一部分膨胀，就成为风气。人性改不了，但风气可以改，所以李隆基明知作秀也得干。
同时又下令：'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，织锦绣等物，违者杖一百；工人减一等。罢两京织锦坊。’
全国禁止奢侈品生产销售，生产特供品的皇家纺织厂关闭，这个力度相当大了。效果怎么样不清楚，但领导作表率，总好过放任自流。
唐朝建国百年，积累了不少财富，达官贵人的腐化是个必然。太平公主曾参观宰相宗楚客的宅第，感叹：“见其居处，吾辈乃虚生耳！”连公主都觉得白活了，可见有多豪华。放任享乐的风气一直发展，国家就很危险，因此有必要定期来个纠风，李隆基干的，正是这种纠风的活。
他做第二件事比较有时代特色：抑制佛教。
佛教在唐朝，照吕思勉先生的说法，'实为盛极而衰之世’；照冯友兰先生说法，正从'在中国的佛学’向'中国的佛学’转化。实际上，他们两个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。
一切宗教都有一个哲学的内核和一件世俗的外衣，打个比方，既是一门学问，又是一项生意。
不管学问还是生意，它都面临一个竞争的问题。和谁竞争？和国家、和皇上。
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，到唐朝，早已成为'显教’。南朝梁武帝萧衍，四次舍身出家，大臣们没办法，每次花费亿万银两给他赎回来当皇帝。唐朝杜牧诗云：'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’光一个南京就这么多寺庙，它们不但和国家争人口、争土地，还争思想、争话语权（如该不该拜父母师长），争到一定程度，必然遭遇打压和反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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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牧诗《江南春》
中华文明有两个特点，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，二是比较早放弃人格神而信仰自然运行的'天道’（'天命’）。
因为前者，佛教必然遭遇官方打压，这就是吕先生说的盛极而衰。佛教四大法难，集中于南北朝至唐五代，就因为这段时间它发展太快、太强，成了出头鸟。唐德宗时，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上报告，请求抑制佛道，拿到中央讨论，有人说：'道士有名亡实，俗鲜归重，于乱政轻。僧尼帤（rú）秽，皆天下不逞，苟避征役，乱于人甚。’和尚尼姑，社会和经济影响比道士大得多，不整你整谁？
因为后者，佛学必然发生与本土思想的融合，这就是冯先生说的转化。占据中国佛学主流的禅宗，其最富传奇色彩、贡献最大的六祖慧能，即生于贞观、卒于开元。
以上只是潮流大概，具体到不同时期、不同皇帝，又有亲疏反复。比如武则天崇佛，以释压道，因为李唐奉老子为始祖，道教为国教，她革唐命，要压道教一头，找了本《大云经》，附会里面女王菩萨的故事，'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，当代唐为阎浮提主。’盖寺庙、建大像，佛教很是沾光。
中宗、睿宗延续了这个风气，一时间佛教势力大盛，盛极必衰，到李隆基上台，终于迎来一拨反制。
“中宗以来，贵戚争营佛寺，奏度人为僧，兼以伪妄；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，所在充满。姚崇上言：'佛图澄不能存赵，鸠摩罗什不能存秦，齐襄、梁武，未免祸殃。但使苍生安乐，即是福身；何用妄度奸人，使坏正法！’上从之，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，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。”
姚崇这个说法很高明，他不是反对佛教，而是反对佛教中的形式主义。他列举前代一些国家和帝王的例子，都是崇佛但没有好下场的，然后说百姓安居乐业，就是最好的福报，何必多搞寺庙和尚？
这有点象啥呢，象西方的新教运动：我直接信上帝就行，何必通过教会这个'二传手’？
这个事发生在开元二年（714年）正月，二月，再次下令：'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，旧寺颓坏就葺者，诣有司陈牒检视，然后听之。’新建寺庙不允许了，老的要修，也得先写申请，批准了才能动工。七月，第三次发布政令：'禁百官家毋得与僧、尼、道士往还。禁人间铸佛、写经。’进一步斩断其经济来源。
人也裁了、钱也少了，房子也不让盖了，社会上的佞佛之风，多少得到一点纠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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